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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/04/22 10:42:50 来源:新周刊 评论条[查看评论]

谁来问政?向谁问政?怎么问?能不能问出结果?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,网络最终只能蜕变为官员的T台,很多人不过就摆了几个pose,走了几个过场而已。

“两会”期间,“网络问政”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,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“微博问政”。据《时代周报》报道,有40位代表、委员开通人民微博,47位开通新浪微博。《新京报》则总结“微博问政”的特征: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、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、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4年前,当时博客刚刚在中国兴起,人民网也专门为代表和委员们开设了“两会博客”,媒体一片欢呼声,称人民可以借助博客与他们的代表“零距离接触”和“互动”,还有人认真探讨起“假如温总理开博客”这样的问题来。那时人们呼唤两会成为博客的盛会,而今人们呼唤两会成为微博的盛会,可是不妨认真想一想,4年以来,新媒体形态发生了从博客到微博的变化,“网络问政”究竟收获几何呢?

“网络问政”的说法在2008年比较鲜明地浮出水面。《南方都市报》提出“如果说2007年是网络公民崛起元年,那么,2008年就是网络民意强力问政、网络情绪影响政情、网络民主平台初步搭建的重要关头,可谓网络问政元年”。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到人民网“强国论坛”与网友对话,并特别强调:“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、意见,我们是非常关注的。我们强调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,因此做事情、做决策,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,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。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、汇聚民智,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。”此后,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2月28日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,与网友在线聊天。

总书记和总理都上网,对地方政府的示范意义是非常大的。从网友见面会、网上拜年到网络发言人制度,众多地方领导人力图向网民展示他们重视网络民意的形象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明确提出了“网络民主”的概念,依据是十七大报告,他表示“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,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,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”。“网络问政”由此似乎超越地方政治的“问计求策”,而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,好像中国公共政治生态正在悄然发生某些变化。

实际上,像汪洋这样高屋建瓴地看待“网络问政”的人尚属少数,绝大多数的官员,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、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。2010年两会召开前,《人民日报》曾就“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”问题,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,他们表示“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”是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,《人民日报》则称,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,开通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通道”。

问题在于,意见的讨论,民意的表达,并非政治意义上的“民主”;毕竟,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。在这个层面上,无论是两会博客还是两会微博,都是一种有胜于无的无奈。抛开表面上的喧嚣,“网络问政”其实给我们提出一系列尖锐问题,比如:谁来问政?向谁问政?怎么问?能不能问出结果?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,网络最终只能蜕变为官员的T台,很多人不过就摆了几个pose,走了几个过场而已。

这其中有几层内涵,需要抽丝剥茧地去认识。其一,一个社会如果如此依赖网络的强力问政,那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现实生活?他们是否整体性地丧失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信赖?如果媒体能够自由报道真相;如果人民代表能忠实反映人民的呼声;如果在民意形成、民意传达和民意监督上没有那么多的功能缺失,那么又怎会出现“网络一线天”的信息堵塞和诉求集聚现象?其二,问政问政,是否只能问问而已?这两年网络监督的确大显威力,但诸多被曝光的事,且不论有几件能获得真正彻底的解决,更关键的,网上的民意可否化为网下的制度?正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所言,“制度性的错误就要用制度性的措施来终止”。其三,“功夫在网外”,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“网络问政”虽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件好事,但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,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,那才是真正的网络问政,真正推动政治文明进程。一位网友反问得好:现实生活都没法维权,虚拟空间倒想“问政”?

( 作者: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)

 

 

编辑:刘如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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